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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分层的理论

（不想看理论的读者可以直接跳到第二部分）

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他的阶级划分是建立在经济系统中群体与主要生产要素之关系的基础上的。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日益分化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共产党宣言》

韦伯

韦伯从“经济、权力、声望”三个维度来划分社会阶层，即名-利-权。这种划分方法看到了经济以外的其他重要因素，更加多维。

涂尔干

涂尔干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观察社会分层问题，注重社会分层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分层状况直接由社会结构形式所决定。涂尔干认为传统社会是机械团结，而工业社会是有机团结。机械团结是一种由于彼此相似而形成的团结，以同质性为基础；有机团结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出现的，以异质性为特征。社会分层现象完全是职业功能造成的，是社会有机体运转的必要条件。

索罗金

索罗金社会分层理论有三个基础：经济、政治、职业。社会分层有两个重要标准：横向标准和纵向标准。使用横向测量能判断个人在群体中的特点，使用纵向标准能判断个人在内部的位置。比如某人在横向测量中，是天主教徒、民主党人、意大利人、医生，在纵向测量中，医生的社会地位要高于工人，而执政党党员的地位要高于在野党党员。

布迪厄

布迪厄强调文化、生活方式、品味、惯习等在区分社会地位差异方面的重大作用。他区分了四类资本：1.经济资本；2.文化资本；3.社会资本。4.符号资本。现代社会分为三大阶级：支配阶级、中间阶级和下层阶级。支配阶级占有四种资本的数量最多，中间阶级占有的数量相对少些，下层阶级占有的数量极少。三大阶级内部又分为三大集团，在阶级内部的三个集团中，四种资本的配置是有差异的。

赖特

赖特发展了马克思的分层理论，提出了多元的阶级标准。他认为有四种资产并由此产生四种剥削关系。四种资产：1.物质生产资料；2.劳动力；3.组织资产；4.技术资产。

赖特对其模型进行了实际应用分析，发现工人阶级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数最多和比例最高的阶级。

（笔者认为这些西方分层理论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是单薄的或者过时的，马克思阶级划分的核心概念仍在被广泛使用，对其他理论产生着重要影响。喜欢马克思单维度二分法的朋友也不必故步自封，可以多了解一下其他的分层理论。个人认为这些多维度分层理论在认识层面更为重要，而马克思的分层理论在行动层面更为重要。其中，个人最喜欢赖特的分层理论，他的理论很好地发展了马克思分层理论，小企业主、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在二分法下不易划分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恰当位置。）

二、中国社会的分层

新中国成立前

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阶层划分可以参看毛泽东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中对中国阶级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划分。这种划分是为了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具有政治目的导向。毛泽东指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们的朋友有三亿九千五百万，而敌人最多才五百万，呼吁大家团结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传统的阶级体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极大地缩小了社会不平等。但是这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实现了平等，清华大学李强教授认为，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取代财产成为新的分层标准，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这套社会分层制度体系，他称之为“身份制”，重要的是人们的身份地位，而不是经济地位。这时期较为突出的是户籍分层、干部与工人的身份区分、干部分层、工作单位与身份。可以说从阶级分层转向了政治分层。

改革开放至今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社会生活面貌焕然一新，但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学艺提出了“十大阶层模型”，提出阶层划分的三种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技术）资源，从而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

第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

第二，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

第三，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

第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

第五，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

第六，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

第七，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

第八，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

第九，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

第十，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

2005年李强采用 “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对我国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倒丁字型结构”。发现我国基本社会结构比一般金字塔的结构还要差，可以说是倒丁字形的，或者说图钉型社会，即这个大头钉的钉面是大家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钉杆是所谓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钉尖是超级富豪（超级富豪又和中国的权力集团扭结在一起）。64.７％的人处在非常低的分值位置上，与其他群体形成鲜明的分界，其他群体则像一个立柱，显示了巨大的差异性。（见下图）第23分组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２％，其中大部分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根据中国政府网，2015年-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不断增长，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温铁军书中有提到，实际比例应为6:1，而非3:1）

2020年5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语重心长地强调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其中包括就业人口及老人、儿童等非就业人口，这些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分布在农村地区。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越大说明贫富差距越大，一般视0.4为警戒线。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指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但是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累计下降0.023。

三、中国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词汇，也颇具争议，但不必刻意回避中国中产阶级正在兴起这个事实。中产阶级还没有统一定义，这里介绍一些学者的观点：

李强提到中产阶级的结构变迁，有新旧之分。旧中产阶级是指由小企业主、小店主等小资产者构成的社会中间层。20世纪初以来, 中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却逐渐被新中产阶级所占据。所谓新中产阶级是指从事管理、专业技术、商业、办公室工作的白领阶层。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和干部阶层一直是中国比较典型的中间阶层。21世纪商业人员的比例增加，国企职工逐渐退出了中间阶层，新中间阶层是由一个30岁上下的年轻群体构成的。

周晓红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改革开放后30年间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只能算作“中等收入的阶级”，因为其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的影响还很小。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西方中产阶级产生的背景，而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不仅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的结果。

中国中产阶级规模有多大呢？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培林和张翼在2008年的研究，中国中产阶级比重很小，而且群体边界不清晰，以收入、教育和职业为维度，三个维度都符合的中国中层阶级比重只有25.8%，而仅符合一项维度的中产阶级仅占13.7%。实际上，除了职业分类和收入分层外，“主观认同”也是中产阶级界定的一个重要标准。

中间阶层的发展需要这样三个条件：

第二产业正向第三产业转型；

现代职业结构取代直接操作劳动生产的传统职业结构；

大多数人受过大学教育，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

一般认为中产阶级有两大特点：1.政治后卫；2.消费前卫。中产阶级通常被视作社会稳定器，是社会高层与底层的缓冲层，在政治参与上具有动机功利性、方式多样性、主体个体性的特点，但是中产阶级的政治保守性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比如美国的反战运动、法国的学潮、性解放运动乃至苏联解体都和中产阶级有重要关联。有学者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进行了量化研究，其中认为相比中国的上层阶层，企业主阶级力量有限，应归入中产阶级。具体结论见下表：

中国中产阶级发展面临的三个难题：1.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冲击；2.意识形态的考验；3.农村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压力。

（马克思也多次使用过“中产阶级”的概念，并预测了现代白领的兴起。笔者愚见，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理论的失效，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主要是回应一百多年前那个两极分化、矛盾尖锐的时代，而且资本主义的调整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的思想光辉并未衰弱。马克思预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但他也不是全知全能的，再好的良医也很难为未来才出现的病症提供灵丹妙药，所以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显得有些过时，但我们应该明白，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的，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时俱进，洞悉时代风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四、中国的工人阶级

在马克思的语境下，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义语。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的广义的社会主体范畴，既不同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又不同于没有生产资料共同所有权的传统无产阶级，而是以社会所有的名义平等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并凭借体力和脑力劳动为社会作贡献，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领导集团。大致包括我国的知识分子、干部和一般工人阶层，可以认为是工薪阶层。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出现了一些发展变化：1.首先，当代工人阶级出现了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2.其次，普通工人阶层合法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3.另外，当代工人阶级参与了利润分享，工人阶级的个体既可以是企业的劳动者，又可以是企业的产权所有者。

据中华总工会，2018年中国职工总数为3.91亿左右，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根据《202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5064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6271 万人，全国农民工总数28560万人。这里需要注意职工和就业人员的区别，职工必须是在企事业单位或机关内工作。这里的职工包括广义上的工人，需要留意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性。

由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完整数据还在陆续公布，我们可以先看一下2010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当代工人阶级的文化程度已经达到初中以上，这和百年前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同。从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中可以看出，工人可以自行联合发起对抗，工人群体中的精英分子可以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表达利益诉求。以中国打工者为主体的“新工人阶级”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成为世界工人阶级中的最庞大群体，中国已是拥有2亿新生工人阶级的国家。国际经验表明，劳工群体仍然需要在长期斗争中和知识分子参与的条件下，才能逐渐形成经典理论意义的自觉的阶级（温铁军，2013）。

五、中国的农民阶级

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为农村带来巨大收益。1988-1990年中国爆发经济危机，危机向“三农”转嫁，乡镇企业在城市企业的排挤下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乡镇企业发展受挫，农民收入下降，迫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并最终在九十年代初演化为“民工潮”现象。1992年取消粮票，农民工进城挣钱不担心没有饭吃，次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陡然增加到4000万以上。1994年，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财政大头上交中央，地方财政困难，转向卖地，地方基层政府将增加的治理成本转嫁农村，社会矛盾严重。基层农村在80年代的“以地兴企”到90年代改为“以地生财”，卖地收入大部分归政府，少量归村集体经济组织（往往也由村干部掌控），农民只得5%-10%。2003年实施的新《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确立了“新增人口永不分地”的政策思想。2004-2006年中央政府完全取消了本归地方政府占有的农业税，缓和了尖锐的的官民矛盾。征地、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便取代农业税费征收中的官民矛盾成为农村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2001年，中央开始意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大大改善了农民状况。“新增人口，永不分地”的政策，再加上政府“发展主义”的教育思想，使得农村地区年轻人在法制化的压力下趋向于城镇化定居，很多地区的农业劳动力都呈现女性化和老龄化的趋向。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约9亿人，居住在农村的人口约5亿人，城镇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

农民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构成，“农村、农业、农民”是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到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60.6元，温饱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根据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实施的农村抽样调查，仅有11%的农民感受到生活不幸福。但农民仍面临着发展不均衡的困境，每年已有2亿多农民工在流动，大量流动的农民工仍处在城乡双元的困境中。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社会阶层构成，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比上年减少466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052万人，比上年减少456万人。农民工主要向东部地区输出，但其数量呈减少趋势，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2%，女性占34.8%。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占比55.4%。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5%，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1%，

六、中国的教育分层

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2.2亿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2亿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4.9亿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3.5亿人，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约为3800万人。

根据中国社科院2021年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我国教育型人力资本持续提高，大学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12.5%提高到2010年的26.5%，2018年达到48.1%，我国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大学毛入学率反映了大学在校生数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比例）

2020年在校大学生有3285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约2%。其中本科生约1825万人，专科生约1460万人，除了普通本专科外，在校研究生（含硕博）约314万人。

教育是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在社会分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上图来看，中国的高校近五年来在不断扩招，扩招规模超200万。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招生人数整体上也呈现增长趋势，2020年，普通高中招生876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645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仍面临着收入水平和社会观念的挑战。

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第17张 — （☆标为985高校，图片来自必应。注意北京有8所985，图误。）

我国教育在地区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教育资源多，升学率高，而中西部省份则存在上学难现象。（下图为2021年全国各省市985录取率，非官方数据，仅供参考。）

除了地区分层外，我国教育还存在明显的城乡分层。根据学信网转载报道，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2000~2005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农村子弟上大学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但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寒门难出贵子成为社会共识。

七、中国的富人阶层

由于现实中的种种隔离，对社会上层的研究远比其他阶层困难，笔者简单找了一下有关中国社会上层的研究报告，但相关文献寥寥无几。目前相关的研究多集中于财富领域，缺乏权力领域分析，这一部分难以勾勒全貌，仅提供一些数据供读者有所了解。

根据瑞信研究院《2021全球财富报告》，中国最富裕的前1%人口所占全国财富份额，从2000年的20.9%增加为2020年的30.6%。此外，2020年中国财富中位值为每位成人24067美元（约15万元人民币，注意财富≠收入），这意味着中国有一半的成年人个人财富在15万元以上，另一半在15万元以下。

《2020 方太·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拥有 600 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 501 万户（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全国共有家庭户约4.9亿户），其中拥有 600 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 180 万户。具体如下图所示，注意资产和可投资资产的区别，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家庭，其中住房资产占很大比例，不代表有600万储蓄。（左侧是“拥有资产”家庭数，右侧是拥有“可投资资产”家庭数。）